我们和胡润百富从未奢望中国第一个“慈善家排行榜”会“好评如潮”，就如同《财富》在 1955 年第一次推出 500 强的排名时，编辑们已准备好了被指责为幼稚可笑和好大喜功。这种惴惴的心态使我们把一度确定的活动名称“谁是中国的卡耐基”改为“寻找中国的卡耐基”。在评榜的过程中，我们和胡润团队在诸多的问题上存在着激烈但善意的“争吵”，不过有一点似乎我们一开始就有共识：中国的卡耐基不可能出现在公元 2004 年。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依次满足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之后，人的最高需求是自我实现，要获得内心的满足和崇高感。现在，中国企业家离这个阶段越来越近。

中国二十世纪末的改革开放，塑造了一个熠熠生辉的企业家群体，但在获得万众瞩目的荣耀的同时，“仇富”心态也开始在公众中蔓延。这种情绪 实际上源自由贫富差距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企业家无法置身事外，而慈善公益事业正是缓解社会矛盾最有效的良方。只有让财富上长出精神，财富本身才能魅力四射。

换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也需要企业家的介入，企业家是有着特殊技能的一群人，他们擅长以最小的投入，创造最大的效益，这正是我们的公益事业急需的能力。聚财是需要技巧的，散财同样也需要技巧。此外，企业家做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本身就是公众人物，其一言一行都在吸引媒体及公众的眼球，很多企业家已经成为时代楷模和青年榜样，他们理应通过慈善之举优化自己的形象，发挥自身的榜样作用。捐赠本身只会使一少部分人受益，而企业家的公益精神则会影响一代乃至几代人。

即使是慈善榜上榜的企业家也普遍持这样的观点：企业和企业家的公益心并不只表现在捐赠的数额上，把自己的企业经营好，创造更多的就业，缴纳更多的税款，这是更大的公益。而诚信经营，善待员工，注重产品质量和环保，则更是企业家应考虑的问题。这使我们把关注的范围扩展到企业社会责任（ CSR ）和企业公民的范畴。

一个企业要长期稳健地发展，要做成百年老店，必须从以关系为中心向以价值观为中心转变。国外的企业为什么能发展一百年？为什么能富过三代？就是因为他们有明晰的企业文化和企业价值观，能够承担社会责任并因此获得更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我们在等待着，等待着“社会责任”和“企业公民”理念能深深地植入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的血脉之中等待着当‘善'大行其道时‘恶'的死亡，这种等待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