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威尔士和爱尔兰度完暑假回上海后，我发现有同“上海双年展”相关的各种活动，其中多数活动我都没有去参加。但例外参加的一次活动是由瑞士驻华大使乌利?希克（Uli Sigg）在上海浦东证大现代艺术馆举办的首届中国当代艺术获奖作品展。
展会举办得很成功，尽管就个人观点而言，展会上的某些作品稍显平庸，不够成熟。但我确信诸如此类的展会将鼓励更多年轻艺术家去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艺术表现载体，而不是仅仅局限于靠模仿临摹风行于纽约等城市的浮浅艺术形式。

真正的收藏家
探访当地艺术画廊是又一件趣味昂然的事，结果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城市画廊的存量艺术作品很少，店主们收藏的作品都卖光了，而新作品又因纽约和香港同行出价高而抢购走了。他们都想知道我的客户收藏的都是一些什么东西。基本的供求经济原理意味着，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价格要么会继续攀升，要么因为艺术家们争先恐后地推出新作品而导致艺术作品质量下降。
今秋出现的又一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市面上出现了一批私人收藏品，主要来源于艺术品商人。其中包括朱尔斯?斯佩尔曼（Jules Speelman）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拍卖的汉藏青铜器，以及在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卖属于哈特曼（Hartman）收藏的宫廷玉器和Robert Chang收藏的瓷器等。
此类藏品已经成为市面上的大路货，显然不足以称为真正“收藏”意义上的藏品。斯佩尔曼、Chang和哈特曼是艺术品商人，而不是收藏家。在艺术品商人中，他们属于最专业和最具野心的那一类。如艾伦?哈特曼有多年艺术品收藏和销售经历。
早在1976年，他就曾在佳士得拍卖行拍卖其收藏的著名日本金属器皿藏品。而近年来，他一直在出售其收藏的英国早期银器制品。我就曾经常亲眼目睹哈特曼先生在拍卖厅和艺术画廊进行交易的情景。他做事非常低调，对自己想要收入囊中的东西，也只会给出符合其心理价位的报价。他通过市场供求起伏，逐步积累起了自己的藏品，而当到自己能为市场提供一批精美藏品时，就会转而出手抛掉。因为对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卖行影响巨大，哈特曼先生只须向这两家拍卖行支付少量交易佣金，从而节省了不菲的费用。当哈特曼先生、斯佩尔曼先生和Chang先生同时入市时，一定意味着，中国艺术品市场现在即使没有达到顶点，需求也一定非常强劲。那些愿意花钱购买他们转手藏品的人不妨设想一下，他们可能要再等很多年才能收回自己的投资了。
要区分职业艺术品商人和真正的私人收藏家可能略显天真，不过，我还是想尝试一下。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获利动机：对商人而言，即使是为了长期投资而购买藏品，他关心的主要还是投资回报。在这一点上，他没有多少选择，因为这是他的生存之道。但还有其它一些区别：商人更看重某件艺术作品的表面特征，如稀有性、工艺质量和作品来源等。商人始终追求完美，不想购买或收藏被磨损或损坏的物品，而且愿意付费将类似瑕疵立即修补完好。商人们倾向于收藏一些更为浮华但缺乏内涵的艺术品，如清代宫廷玉器、釉彩珐琅瓷器和汉藏镀金青铜器等。
真正的收藏家不为获利所驱使，其长期目标是将藏品传给后代或捐赠给博物馆。即使迫于情势而出售藏品，真正的收藏家也将会视其为生命中的一大损失。真正的收藏家迷恋于收藏某一时代、某位艺术家或其在内心中想确定身份的某位艺人的作品。收藏家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在藏品中体验一种超越自身的参与感。因此，他们的收藏过程靠激情驱动，以学识为底蕴。

成功收藏模式
在本文中，笔者将介绍国外的一些收藏史，并用实例分析哪一种收藏模式从长远看是成功的，而哪些已经半途消亡了。我决不会用收藏产生的利润和经济收益作为成功的评判标准，尽管在多数情况下，我所举的例子在这方面都表现不俗。
两千多年前的欧洲，罗马人和希腊人逐步养成了收集精美物品作为政治权力象征的习惯。自罗马帝国于第四世纪衰落崩溃和基督教崛起后，各国君主和主教们更注重于收藏那些颂扬上帝和美化统治阶层等世俗宗教权威的作品。
直到十四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收藏家们的兴趣才开始转向过去时代的优秀艺术作品，尤其是有关希腊和罗马文明遗迹的作品。引领风气之先的是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梅第奇家族，尤其是以伟大的洛伦佐为代表，他不但收藏当时所有一流艺术家的作品，如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等，还收藏了大量古典雕塑作品和罗马时期的物品。在这方面，梅第奇家族和其欧洲的效仿者们成功地将他们的公众形象同罗马帝国昔日的辉煌联系到了一起。
当然，梅第奇家族主要是一些银行家，希望通过获取贵族头衔和收藏艺术作品来提升在商界的地位。同时，贸易往来也催生了另外一种收藏，即收集来自异域外邦的各种物品。此类藏品历史最悠久的要数英国最古老的公共博物馆－艾西摩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www.ashmol.ox.ac.uk)保存的特拉德斯坎特收藏室(Tradescant Collection)。
约翰?特拉德斯坎特 (1570-1638)和其子约翰（1608－62）收藏了大量“探险时代”因贸易扩展而带入欧洲的各种天然物品和制品。他们将收藏视为一种理解和辨析自然现象的途径。就此而言，他们可谓运用实证研究和现象分类等科学方法的先驱。与众不同的是，他们的藏品直到今天仍然完好无损，可供人们在牛津博物馆和艾西摩林博物馆的网站上进行在线研究。
如今，很多优秀的收藏家认为，收藏的定律就是通过累积、分类增加对物品和物品所产生社会的了解。去年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一次藏品展就是此类收藏的最好例子，当时，已故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先生组织的一次艺术作品联展展出了迈克?巴特勒勋爵收藏的一批中国17世纪瓷器。我有幸获邀参加了同期举办的展览研讨会，它显示，人们对崇祯、康熙早期时的景德镇瓷器制作仍然还是一知半解，迈克爵士收藏的瓷器对学者们增加对那一时代的了解有非常高的价值。
当然，像迈克?巴特勒爵士这样的藏品展只能通过收藏家自身数年的耐心收藏和学术研究才得以成行，而且需得到学术界、艺术品商人和其它收藏家的建议及帮助。遗憾的是，多数此类藏品在其先辈们过世后就流入了公众收藏流域，个性容易丧失，或者散落于各个拍卖行，除非非常重要，才得见于学术记载中。

私人博物馆
因此，世界上最珍贵和最值得研究的博物馆都是一些私人博物馆。这些博物馆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们不是捐赠和采购反映数百个不同人、不同品味的藏品，而是反映出了某一收藏家的兴趣。这些博物馆可以让人们了解收藏家的心理，并将他们的收藏习惯同自己的习惯进行比较。当然，很多私人藏品不会在博物馆中展出，但你还是可以预约参观的。

此类私人博物馆当首推位于英国伦敦的约翰?索恩（John Soane）爵士博物馆(www.soane.org)，它被视为一片圣地，值得所有收藏家崇拜。约翰?索恩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建筑大师之一。其最负盛名的作品包括英格兰银行和达利奇美术馆（Dulwich Gallery） (www.dulwichpicturegallery.org)。在其一生中，索恩因收藏的东西太多，最后不得不将自己的住宅重新设计，以存放其大量的收藏品。从踏进其豪宅大门那一刻起，我们就宛如和现世隔离，进入了一个优雅纯净的环境。房屋的每间房间都经过重新改造，有的甚至在索恩的一生中经过数度改造，以求达到最佳效果。
每件物品都经过精心挑选，让建筑专业的学生可以研究从古埃及一直到索恩所在时代这几千年中设计主题的发展演变。其中有数千件物品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但绝大多数只是反映了索恩的个人品味和爱好。就索恩宅邸的背景氛围而言，这些物品已经超越了其本身的艺术价值，具有深远意义。

为什么索恩会这样收藏呢？实际上，他的收藏习惯并不鲜见。艺术家们一直以来都收藏能激发其灵感创意的物品。如荷兰画家伦布兰特就是一个著名的收藏家，但因为破产，多数藏品在其生前就已经被卖掉了。索恩收藏的独创性在于他不仅将自己的住宅设计成了一个博物馆，而且还提供了足够的捐赠资金，使其基金会得以保存至今。

此类收藏的另一个例子就是英国剑桥的壶院美术馆（Kettle’s Yard ）(www.kettlesyard.co.uk)。某种程度上受约翰?索恩爵士的启发，伦敦泰特美术馆（Tate Gallery）馆长吉姆?爱德（Jim Ede）将大学城一排中世纪别墅改造成了一个（用他自己的话说）“欣赏艺术作品的空间……，年轻人可以在此毫无拘束的参观学习，没有博物馆或公共美术馆那种威严感。”
同富有的约翰?索恩爵士不一样，吉姆?爱德没有多少钱花在自己的藏品上。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都居住在伦敦现代艺术运动的中心，因而认识许多当时一流的艺术家。他买不起的东西经常都被馈赠给他了，而他家里的装饰品都是由自制或淘来的东西组成，弥补了其收藏的现代主义理想，丰满了其一生的作品。
将这两个博物馆方面的瑰宝同其它十九二十世纪的富有收藏家相比非常有趣。伦敦的华莱士收藏室(www.wallacecollection.org)是由当时最富有的贵族之一赫特福德(1800－70)侯爵建立起来的。在其一生中，赫特福德（Hertford）雇用了无数经纪人，走遍欧洲大陆，搜寻艺术珍品，并建立了仓库，专门存放收购来的数以千计的物品，很多物品他自己生前都不曾见过。
美国纽约的弗里克博物馆(www.frick.org)、摩根图书馆(www.themorgan.org)、加州圣马力诺（San Marino）的亨廷顿图书馆(www.huntington.org)藏品都是由二十世纪早期的富豪男爵贵族们收集得来的，其中经常有当时颇有影响的艺术品商人约瑟夫?杜维恩（Joseph Duveen，1869-1939）的积极参与。
这些博物馆尽管富丽堂皇，但他们更多反映的是富豪人群的品味和追求，而不是对艺术本身的热爱。举例来说，亨廷顿图书馆就是当加利福尼亚从墨西哥手中被夺走并入美国后为纪念加州社会的一个纪念碑。亨利亨廷顿（1850－1927）通过建造铁路致富，利用杜维恩收购了一战后因高额税收和经济衰退而致贫的英国贵族们的家产。通过在洛衫矶附近一家改造的农场房屋中展示英国十八世纪一些最伟大的肖像作品，亨廷顿能吸引那些他认为合适的人（英国人）前来当时还是西班牙殖民地的地方定居。
尽管亨廷顿的收集范围无所不包，贪得无厌，以至于今天英国的学者要研究英国的历史还必须前往加利福尼亚考证一些重要文献，但因为缺少历史传承就显得很荒谬，处处带有殖民时代的深深烙印。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圣马力诺近年来成了新一代少数族裔即华人的“殖民地”，以至于亨廷顿图书馆不得不投资六千万美元修建一个中式花园，以使得这批新移民（非常富有）在南加州过得更自由自在。

但到了二十世纪后期，又出现了另一类收藏家，以声名赫赫的广告大亨查尔斯?萨奇（Charles Saatchi）先生为代表，他因于1979年帮助撒切尔夫人上台而享有盛名。萨奇先生注意到，在当代艺术领域，他可以通过位于伦敦北部的私人博物馆萨奇艺廊(www.saatchi-gallery.co.uk)来操纵市场需求。于是，萨奇先生联合利用其购买力和公关天赋为一批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需求，他们都在一个统称为“英伦艺术”的旗号下创作。如今艺术品市场上的许多交易都是受萨奇的实例启发的。一小批有实力的收藏家和艺术品商人以类似于小规模股票发起人的方式操纵市场。关键是抢先一步囤积市场上某一艺术家的作品，然后控制该艺术家作品的供求关系。如今，这一幕在中国频频上演，几乎每个收藏家都把自己想象成借鉴查尔斯?萨奇模式的聪明艺术品投资者。

行文至此的结论就是，当今的收藏家们应该从日常收购新艺术作品的过程中退后一步，通过仔细研究收藏历史，客观评估自己所采用的是那一种方法。没有绝对正确的收藏方法，但举凡能形成收藏，无不折射出一个收藏家的智慧和鉴赏力。我衷心希望，中国二十一世纪的收藏家们在被后人回顾评价时，至少会得到我们今天对弗里克或梅第奇等收藏家那样的尊敬，但更为理想的是得到像我们今天对索恩或吉姆?爱德等收藏大师那样的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