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个用手举着的话筒和录音笔密布在刘永好的身前，对这位来自于民营企业家阵营的全国政协委员来说，两会期间被记者“堵截”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这是3月3日的下午，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大厅，全国政协开幕式结束已近半个小时。刘永好成为了最后一个走出大会堂东门的政协代表。
那个时刻，所有的人都还不知道，《物权法》会否在本次两会期间顺利通过，虽然主流的预测认为，通过不成问题。但是，各种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没有人敢保证，其间不会有意外发生。毕竟，这是一个6年“难产”的争议焦点。
当刘永好被“堵截”时，这个问题无可避免地被提起。

一场“财富”保护的6年博弈
“这件事我们私营企业家非常关注。10年以前我们就在呼吁国家尽快立法，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经过这么多年的准备、讨论、辩论，终于把它纳入立法程序。”对刘永好来说，这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话题，事实上，刘本人也是积极推动《物权法》进程的政协委员之一。
作为民营企业家阵营中的一员，刘永好深知《物权法》蕴含的深层意义。对此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当时，伴随民营企业的成长，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人。而自1994年就被列入人大立法工作计划中的《物权法》，自从1999年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后，便悄无声息。一种普遍的担心开始在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中间蔓延，“合理取得的私有财产，能被保护吗？”
“企业规模小的时候，问题不大，当企业规模比较大的时候，就有些担心了。”刘永好坦言。
这种担心直接影响民营企业家做大企业的动力，进而发展到对资产的悄然转移。到2001年，中国资金外流达到了510亿美元，而同期，国家利用外资的数值是470亿美元。
“不花掉，不转走，要是来一个运动，这些钱不一定是你的了。”甚至一些民营企业家阵营的政协委员也听到这样劝说。
正是在这社会背景下，当时一位叫王翔的政协委员在政协全国九届四次会议上发出了《关于尽快出台物权法的建议案》的呼吁。与刘永好一样，江西九江的王翔也是民营企业家。上世纪80年代从做油漆起家，届时已是亿万富豪。
刘永好同样是支持尽早出台物权法提案的。在这批“先富起来”的人群中，蔓延着一种声音：“堂堂正正做中国有产者。”这种声音此后也常被用另一种语言描述：“有恒产者有恒心。”
几乎从民营企业家呼吁物权法出台的那天起，争议就一直没停止过。
“你是富翁，你有奔驰，有房子，而我们只有破草席。物权法到底保护的是你的奔驰？还是我的破草席？”直到2006年，王翔还在网上与人交流时被一名下岗工人质疑。
王翔的回答同样被誉为经典，“如果我的奔驰车是合法取得，当然要保护。如果你这个破草席，不是合法取得，也不能保护。”
事实上，围绕物权法的争论，有观察者甚至认为是社会不同阶层的一场利益的博弈，而民营企业家则是这场博弈舞台的最早出场者和主角之一。当两年前的7月，《物权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期间，这场博弈发展到了的最高潮。
这是“以保护极少数人具有实现的前提和基础的巨额客体的物权为核心，保护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目前最低限度的和急需的、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然而是客体很小的物权为陪衬。”一位叫巩献田的北大法学院博导率先发难，称给予公私权一体保护，是违宪行为，是一种历史的退步，必将进一步加速私有化进程，促使两极分化。
是“姓资”还是“姓社”？争论早已超出了立法条例的讨论。甚至有偏激的批评者攻击道：民营企业家们是利用政协委员的身份，保护自己的财产，保护所在阶层的利益。

谋求自身利益的立法“扶正”
这种指责固然偏颇，因为在包括王翔在内的一些民营企业家认为，中国已经走过了一条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之道。而过去的法律是建立在计划经济环境下的，当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后，必然需要重新建立一整套与市场经济对应的法律。这是历史的规律，当年小平同志讲“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 ，就注定了立法与经济发展一样，都要经过“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只不过是谁先谁后的问题。
不过，也确实存在着民营企业家对市场经济立法的积极关注。发生在今年两会期间的一件事就佐证了这一点。
3月8日上午，全国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场休息期间，一名来自香港《新报》的女记者试图在人民大会堂采访经济学家吴敬琏关于对《物权法》的看法，这名女记者提问中说，社会上对此“有不少反对声音”。这句话被吴敬琏旁边的政协委员王超斌听到了，王是河南的一名民营企业家（胡润百富榜排名325，资产10亿），当时就“激动”起来，大声斥责道，“谁说的？谁说有不少反对的？你胡说八道！”
如果换位思考，是很容易理解这种失态的表现。在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与国有企业和外资、合资企业相比，民营企业长期处于不完善的法律保护状态下。
上世纪80年代，王翔创业之初，公司一名员工借采购为名，卷走了公司5万元现金，这在当年是一笔“巨款”。但是，王翔却无法将该员工送上法律的制裁，因为当时《刑法》中贪污罪指的是侵占国有、集体财产，而对私营企业的私有财产侵占并无规定。此案最终被判为民事纠纷。
民营经济的种种“尴尬”，民营企业家最为清楚。所以到1994年的时候，才进入全国政协1年的王翔就开始联合一批民营企业家提案呼吁“保护私营经济法律法规”，刘永好也是响应者之一。这样，到1997年《刑法》修改时，才增加了“非法侵占他人（私人）财产罪”的条款。那时，民营企业的私有财产才开始与公有财产一样被纳入保护范围。
而发生在2004年，被视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标志性事件之一的修宪，同样与民营企业家的推动不无关系。之前的2003年3月3日，人大代表王晶在两会期间提了一个议案，建议把私有财产写入《宪法》。王晶是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董事长，曾找了31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当时，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她正参与推动国家的变革进程。
这个议案提交上去时的标题是《关于建议国家尽快修改宪法 把私有财产保护写入宪法》。因是个事关宪法的太敏感的议案，使工作人员找上门来，希望能换个标题，后来，王的这份议案内容全文不变，标题换成《关于加强私有财产保护立法的议案》，提交了上去。第二年两会，全国人大正式表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而这场修宪的核心，正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
再往前推5年，在1988年的时候，政协的的一批民营企业家也在提案中提出，在《宪法》中增加保护合法私人财产的条款。
而在今年的3月16日，《物权法》终被高票通过。
“这无疑是一个福音。”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波司登创始人高德康赞同民营企业家“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说法。

“商业秩序”的重构参与者
近年来，民营企业家通过两会参政议政的声音已成为一条“风景线”，以本次全国政协提案为例，在收到的4516件提案中，经济建设类占到了44.65%，其中，不少提案中都能发现民营企业家的影子。
这是一个正在发出自己声音的阶层，与14年前相比有着?天覆地的变化。
虽然民营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历过一次蓬勃发展，但在那个时期的多数人看来，这个阶层的人士不过是游离于体制之外的人群而已。在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之前，一些民营企业家还在担心自己的身份是否会引来祸端。
1993年无疑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社会角色和地位转变的一个分水岭，当年，21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代表进入政协全国八届。在当时，他们被香港地区媒体描述为“大亨委员”。这21个人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刘永好、张宏伟和王翔等。
“我根本没有想到会给予我们这么高的荣誉。”多年之后，当年进入全国政协的一名民营企业家还是激动不已，那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两会一直被看成是国家最高的参政议政机构，对民营企业家来说，这里蕴含着无限的光荣。从1956年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被彻底“消灭”后，这个国家关于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的场景已经被?忘多年了。
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批乡镇企业、集体企业改制成民营企业，加上国企改革，国家抓大放小，民营企业家的队伍和力量就更强大了。如今，民营企业产值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65%，更多的民营企业家成为了两会的代表，其能量亦为国家发展走向所不容忽视。
“新社会阶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市场主体多元化的产物，他们代表着新的生产力，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等出了贡献，理应受到社会的理解和尊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认为，这个阶层的贡献不仅是创造财富、就业、出口、税收，更重要的是他们促进了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法制建设，私产入宪、物权法，非公经济36条的出台，都与这个阶层的推动分不开。
当这个阶层把着中国经济的时代脉搏时，其对政治的关心与参与也就成为了必然。一些观察家认为，这个阶层将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强大游说势力。
人大代表、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就是去年提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议案的代表人物之一。全国政协委员缪寿良和全国人大代表王文京，曾在看到“地下六合彩”危害后，于两会期间通过程序发出坚决打击的呼吁。缪寿良是深圳富源集团董事长，王文京是用友软件董事长。王甚至提出了如何在农村中禁止六合彩等赌博问题。
而在今年的两会期间，这种政治参与的痕迹就更广泛了。
鄂尔多斯集团总裁王林祥作为人大代表，公开提出，宏观调控不应“一刀切”，要切实做到有保有压。
当浙江政府官方在“全国人大浙江代表团中外记者集体采访会”上声称不会对外资收购干预时，该省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和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则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分别提交议案，呼吁政府干预外资并购。这一迥然相反政见的背景是，近年来，外资并购在浙江风云正起，新近的例子包括：法国SEB收购苏泊尔、施耐德与德力西合资案。南存辉的议案罗列了近10起外资在华并购案，力图证明“当外资在一国产业地位或规模达到一定量时，会给经济安全带来威胁”。而宗庆后则为行业龙头、骨干企业被外资并购忧心忡忡，“力谏”国家严格限定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的条件。
而这种对外资并购政策限定的呼吁，同样可以从来自湖南的人大代表梁稳根所在企业中看到，梁是三一集团的董事长。梁稳根也在呼吁强化基础工程领域的环保立法，他提交了《关于强化地基基础工程领域的环保立法，促进基础工程机械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的建议》的议案。而宗庆后高举“迫在眉睫”的四大理由，建议对《商标法》尽早予以修订。
如果能看到民营企业家今天在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在走入政协开幕式会场前，会被记者围堵在雨中采访近半个小时。这位政协委员关心医疗、环保、就业，但更关注的还是经济问题。

商业政策的“说客”和“影响者”
“政商关系并非一个贬义词，更不是腐败、贪污、受贿、不法行为的代名词。在欧美国家，我们同样看到，很多企业都尽力与政府维持着紧密的关系。通过公开的游说、赞助、咨询，企业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使用体制内的、制度化的表达渠道来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了解立法及政策动向。”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林小驰认为。
两会期间，步步高连锁董事长王填又提交了份议案，大意是请国务院法制办等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台《城市商业网点规划管理条例》，而其中最核心的则是运作过程中的听证制度。这位来自湖南的人大代表多年来依靠二、三线市场成功的抵制了外资商业流通大鳄的进攻，亦知民族商业零售流通所面临的巨大威胁和挑战。他的呼吁和游说，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2004年，王填提交了份《商业大店法》议案，当时的新任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因此特意邀请其商议。此后，王得到了包括当时物美集团董事长张文中和东方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宏伟在内的同行支持。张文中和张宏伟都是全国政协委员。他们曾一起呼吁过反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
王填的议案被一些观察家看成是民营企业家参与商业政策制定的典型样本。其最为人关注的地方在于，作为一名人大代表，王填是自费请来了专家学者帮助进行《商业大店法》议案的条例拟定。王认为自己只是流通领域的人员，而法规规划需要商业专家、立法专家和规划专家“三合一”。王精心的准备工作让其议案质量在众多议案中脱颖而出。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事实上，政协代表的提案和人大代表的议案质量一直是两会的长期工作。王填的举动也得到了国家高层领导的肯定。
而政府在后来则以商业大店法为蓝本，制定了《商业网点管理条例》。
“人大代表是一种职务，职务就是应该要履职，不仅仅是投一张票，听听报告。更多的是应积极参与到国家事务的决策当中，特别是立法。”王填认为，自己是企业主和人大代表的两重身份，而作为人大代表，就要履该履的职。首先应该为自己所在的行业做点事情。
“我们需要的是公平。”这是王填多年议案的核心。所以王填会在两会期间公开指责为什么外资往往能很优惠的拿到一个便宜的地价或好的地段。
而人大代表、龙大集团的董事长宫学斌，每年的议案都要为农业“鼓与呼”。包括“政府应该继续加强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将农产品出口企业用电列入农业用电范围”和“农业保险不应被遗忘”等问题。龙大本身就是一个立足农业的民营企业。
“小富在人，大富在天，天是指的改革开放”。全国政协委员尹明善认为，先富起来的做公益事业理所当然，这位40年前曾在一场反右派运动中被捕的民营企业家自称如今对社会充满了感恩心态。
虽然这将是一条漫长的路，但是，民营企业家已经走出敢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脚步。
“民营经济会在中国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刘永好的断言。
10年后回首望，今天的他们正在改变着我们的商业和政治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