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立法通过扩大对慈善捐助者的税收鼓励范围，这点看来可能只是中国经济朝私有化/现代化又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它的意义远不仅限于此。
有意思的是，隐藏在这条法律背后的原因之一是：政府意识到中国的成功商人对慈善作出的贡献比西方国家类似阶层的人少。

贡献小的原因
造成这种慈善贡献小的原因有这几种：（1）执行了五十年的从出生到死亡都由国家承担的政策，可能使中国人认为他们全方位的照顾已经?盖了一切，而忽视慈善机构的优势或益处；（2）当一些人在近年来积累起来财富时，他们缺少为有条理地为慈善作贡献的榜样；（3）由于中国缺乏宗教信仰，因此，中国人缺少西方人从宗教里找到的动力和指向；以及（4）相同阶层的中国人的普遍不信任感造成对把大笔金钱交给其他中国人来管控抱有怀疑。
当然，慈善有不同的形式和规模。成功的中国商人回避或忽视慈善，是因为他们不信任政府机构或者未能意识到公共慈善方面的需求，所以，他们通常只顾及他们庞大的家族，有时候就以提供工作的方式来照顾家庭成员（而不是像西方宗教所提倡的：要教会一个人钓鱼而不是给他一条鱼）。
这点看来符合保罗多谢维旭教授的慈善观，他的观点是：“社会关系就是把你的自我利益范围惠及到照顾他人”。 当我承认税收鼓励可以降低慈善捐助的成本时，我并不能确定这样是否能改变上文中提到中国成功商人慈善贡献少的现象。
我们还有其他促进慈善捐助的动力。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仅靠减免税收是不够的，也许中国政府，特别是中国的成功商人需要寻找其他一些合理的理由，包括与他们家庭和家族生意相关的理由，去为慈善多作贡献。

家族意义
在去年由家族企业中心在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举办的邀请会上，我们出席了一个名为：“家族慈善事业”的小组讨论。这个小组由三位具有第一手经验，并对慈善以及它与家庭之间的关系有不同见解的人士组成：查利多克立尔是一名高级慈善顾问；哈佛大学；肖恩多 多奈利是她祖父祖母创建的盖劳德与多萝西多多奈利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
苏珊多克劳是爱瑞与依达多克劳纪念基金会的主席，他们也是芝加哥最富慈善心的家族之一。 我有幸获邀主持了这个受人尊敬的小组讨论。 我们并不关心如何去关注或遵守法律，以获得最大的税收鼓励或选择受益人。而是专注于家族事业为什么要建立慈善基金会，并以家族的形式为值得付出的事业作出贡献。
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我们没有提到宗教是一种动力，并不是说我们否认或怀疑它的存在。 （但是在谈到“子女和孙子孙女时，提到过一个宗教上的用词：“号召”—号召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号召他们去做什么？） 我们提到有组织的慈善事业可以成为帮助家族将他们的价值和文化传给下一代，并把家族成员团结在一起的一种机制。
正如查利多克立尔所说：“慈善事业不仅仅是给社会提供福利的一种途径。它也是表达你核心价值的工具，而且它往往是把家族成员连结在一起的黏合剂。”
慈善事业还被看成是一种培养“下一代”作为团队成员在集体里工作，设立并完成目标，解决问题和处理冲突的方式，这是所有要参与家族生意的、有才干的人所需要的。苏珊多 克劳在讨论继任计划时说道：“慈善事业是我们捐赠策略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所有的小组成员以及三分之二的观众都相信，应该早点开始参与家族的慈善基金会的活动，在上高中之前，还可能在七岁时就应开始参加。
世世代代的影响是多方位的。就像肖恩多多奈利说的，它不仅“提供”机会让（我祖父母）的价值受到尊重，而且可以看到基金会会如何向前进步。苏珊多克劳在谈到在适当的情况下，例如，当家族体系和生意壮大稳固的时候，“慈善事业具有把上一代与下一代连接在一起，（当）他们找到共同的背景时，（这是一种方法去）把家族发展成时代标记的强大潜力”时，提出这个看法的。两人的举例引用使这个看法听起来相当简单。
事实上，两人都间接提到，是他们各自家庭的辛勤工作使得古老的价值和使命能够关系到下一代。 没有人认为，是家庭试图把未来一代引向特殊的行动或特定的受益人。他们所证明的是：利益在那里等待勤劳工作的人（或者像苏珊多克劳所说的，“巨大的努力和专注。”）
他们引用事例来代替说明家庭对下一代的影响，通过（尽可能早地）让他们参与进来，（通过例子）教会他们拥有昂贵的价值，解释家族连结的重要性，通过示范来证明完成周到、细致、无私和成功的慈善捐助所需具备的风格和技巧。这项活动的发起不仅仅缘于宗教动力和税收鼓励。也不是缘于从如此慷慨的捐助中获得的最大获益可以由神圣的回报和退税来衡量。家族价值和文化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以及子女和孙子女的素质和表现的必然提高就是足够多的回报，尤其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崇尚家庭就是财富的社会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