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26日晚，著名艺人李亚鹏、王菲夫妇在北京举办“嫣然天使基金会”慈善晚宴，以娱乐圈为主的各界近千人赴宴，当晚便筹得了善款844万元。在此影响下，截至去年年底，已有6万人向“嫣然天使基金会”捐款，捐款总额高达1200余万元。
不可否认的是，“嫣然天使基金会”的成功首先得益于李亚鹏、王菲夫妇的巨大社会影响力，他们首先影响了众多明星，其次更是影响了若干公众。诚然，李亚鹏、王菲夫妇最初有成立基金会的想法并非因为他们从来就有心怀天下的高尚理念，而是源于自己遭遇的一个偶然的不幸事件。但是在此之后，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坦然与坚持，赢得了公众的尊敬。

注意力“经济”
三年以来，纽约一位父亲汤姆?林德赛一直在游说明星们为治疗结节性脑硬化综合征（TSC）作些贡献，但毫无成效。他罹患TSC的儿子汤米如今也已经三岁了。这一切在他在纽约街头看见好莱坞明星朱莉安?摩尔之后有了转机。当时他想，这也许是唯一一次机会了。他冲过街区，对着女明星大谈起这种基因错乱如何导致身体器官生成肿瘤，又诱发脑机能紊乱和孤独症，使全球一百万人受其折磨。
之后，摩尔被震撼了。这件事的结果是：朱莉安?摩尔参加了当年在纽约斯塔腾岛举行的治疗TSC筹款义卖会，她不仅帮助筹得了8万美元捐款，而且使TSC联盟这个非营利组织成立28年来首次得到了媒体的关注。
林德赛说：“我们终于唤起了大众的注意，这一切都因为我遇见了朱莉安?摩尔。”朱莉安?摩尔也确实地认为：“明星唯一能做的就是吸引大众关注的目光。”
和明星代言产品所带来的明星效应经济或者叫认同感经济相似，明星的行为也同样有着大众认同效果。因此，明星在慈善活动中的表率作用，远远超过他们在慈善事业中实际贡献的那部分。其中必然的过程是，明星的慈善行为比普通人的更容易得到媒体的关注，也就更容易得到公众的关注、认同乃至进一步的相似行动。
因此，明星们透过其影响力带动的普通百姓的慈善行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对于社会整个慈善氛围的建构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多元形态
这是一个对于明星的存在性与合理性异常宽容的时代。除了人们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演艺明星，如今的“明星”们已经遍布生活的方方面面——体育明星不足为奇，选秀明星风生水起，网络明星层出不穷，学者明星浮出水面。明星的多元印证着现代社会价值观的多元，而明星们慈善的方式，也在这样一个多样的时代有了更丰富的选择。
他们有的建立了自己的慈善基金。除了李亚鹏、王菲夫妇，这样做的明星还有很多：2001年初，濮存昕就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设立了“濮存昕爱心基金”；2004年5月，解晓东创立了“中国娃专项基金”；2005年7月，成龙和英皇集团主席杨受成联合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设立了“成龙杨受成公益慈善基金”，用于支援和帮助内地有关老人、妇女、儿童、贫困人员等需要帮助者；同年12月，赵薇用30万设立了“赵薇奖学助学基金会”......这些基金会首先都是由明星们注入资金，通过基金会的专业人员进行运作，而其中的收益与社会影响，远不止明星们资助的那么多。因此，很多慈善基金会会寻找一位明星作为自己的形象大使，其中目的，仍旧是为了扩大影响，获得更多的捐助。
慈善义演也是明星们参与慈善的方式之一，它们大都是为突发性的灾难筹款。2005年，为帮助印度洋海啸中受灾的人们，内地文艺界和港澳艺人们组织了声势浩大的赈灾义演，捐款数额高达数亿元，其中成龙的个人捐赠就有100万元之多。其间，不仅显示了明星们的爱心，更显示了其巨大号召力。
捐物拍卖或者购买拍品以用于慈善，由于简单易行，也成为明星们青睐的慈善方式。入围去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英国女性凯拉?奈特丽，将颁奖礼当天所穿的Vera Wang设计的紫色晚礼服在网上拍卖，最终拍得7800美元，全部捐给东非地区贫民之用。同样在去年，《时尚芭莎》举办的慈善晚会吸引了众多明星的参加。明星们纷纷拍下各大品牌提供的拍品，共筹得350多万元善款，相比去年的170万，有了很大的进步。
除了物质性的拍品，在今年年初举行的阳光文化基金的“特奥”慈善晚宴上，非物质拍品成为了一大亮点。晚宴上，上海大剧院提供了四张《图兰朵》亚洲首演的门票，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以陪同观看演出的方式，提升了拍品价值，使其最终以5倍价格拍出。另外一个热点则是一张15人与余秋雨共进午餐的餐券，这一与学者共进晚餐的机会最终卖出10万元。
明星无论以何种形式参与慈善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实实在在地参与了，而那些受捐助人也实实在在地受益了。公众在意的，不是明星们创造了何种噱头（如300位明星半裸出镜拍公益广告），而是他们是否奉献了真诚的爱心。

从时尚到自觉
2006年，是国内明星们慈善活动尤为频繁的一年。相比从前的做善事不留名或者怕露富的心态，去年的慈善活动高调占据了媒体的大把时间和大幅版面。慈善义演、慈善晚宴、慈善舞会等以慈善冠名的大型派对，四处可见；而这些派对中，总是少不了明星们的身影。明星的参与使得慈善具有了蔓延的流行性，于是慈善一时间成了人们趋之若骛的时尚行为。
时尚元素的注入使得慈善吸引了更多人的眼球，某种程度上，时尚帮了慈善的忙。尽管明星们的高调慈善也引起了公众的若干揣测：他们是真心想帮助弱者，还只是为了增加人气和媒体关注度？不过更有人说，不论明星对于慈善的态度如何，其善举总是一方面提升了自身的正面形象，一方面为慈善事业或者公益机构扩大了影响——这不啻为一种双赢。对于明星慈善，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作了如下比喻：“以近年流行的‘企业社会责任论’来看，艺人是种个体企业，以谋取最大利益为本，但搞好企业责任，得到公关的润滑，从长远而言是笔‘可持续发展’的好买卖。”
时尚也好，“买卖”也罢，明星们的慈善行为至少形成了一种榜样作用，让人们开始关注慈善，并且有所行动。但真正的慈善应该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因此，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民众，都有责任将“慈善”这一概念根植于自己的思想，令它不是时尚，不是从众，而是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