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宰的社会里，谁最有力量，谁是社会的最核心阶层，谁就应该承担更大的社会使命。”

发展已不再是硬道理？
张：如何看待当下的商业社会生态？
戴：富豪们总在被社会高度关注，如今他们已¾¬变得越来越像明星，说明这个社会追求金钱的价值取向是确切无疑了，但是以财富为目标的商业发展和追求所导致的全球生态的恶化，也使人们开始进行反思。从全球来看，有人已¾¬意识到发展不再是硬道理。
张：或者应该在前面加上定语，良性发展或者和谐发展才是硬道理？
戴：发展是硬道理，只在GDP追求和财富追求为导向的前提下提出的。如今，无论前面加再多的定语，发展也不应该再成为硬道理。因为中国人过去20年中表现出来的极端的金钱崇拜比任何发达国家更为明显，如果没有“更硬”的道理重于“发展”，优先于“发展”，那么人就会变成“机器”或“工具”，人应该有其他更重要的追求。这是当今时代的企业家在解决了企业正常运转问题之后，不知不觉都在思考的问题，往后应该怎么走？做什么和怎么做才更有意义？
张：您提出的问题显然是人文学者“忧乎天下”的省思，担心社会被工具理性所主导？
戴：这是哲学语言，通俗点说就是金钱拜物教，金钱至上这种倾向超过了世界任何国家，钱成了一切。我们过年时所有祝福都可以总结为一句——恭喜发财。而在70年代讲“发财”两个字是耻辱的，现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猪年变成金猪年，鼠年变成金鼠年，本来是有生命的东西，全变成了金，全“死”了。世界上有些人甚至认为中国人没有Ô¬则，没有价值，只有金钱。我们要清醒我们当下就生活在这个大潮之中。
但是，如果超越这20年从更长远去看，中国人自古以来从来没有把金钱看得如此之重，中国人本是很人文的，血液里面天然有着追求“天人合一”的文化基因。因此，当我们完成脱贫致富之后，我们必须还要从遥远的文化基因中寻找到隐秘的灵感，思考出人生与社会发展的意义。因为ˬ都不希望变成金钱的奴隶和机器。我们希望为我们一天到晚超负荷的工作找到利润追逐以外的意义，我认为中国文化有这个力量。
张：但是在当下的社会，资本的力量已¾¬太强大了不是吗？
戴：资本的力量是太强大了。我也是资本家，身上同样也具有资本的力量。但问题是资本并没有完全把我俘虏，我在资本的大炉里还没有被完全熔化。我认为和谐社会首先应该讲清楚发展的意义。发展不是硬道理，一定有更硬的道理。
张：我认同这个观点。我们姑且可以认为曾¾¬讲的“发展是硬道理”是阶段性的，是为了给脱贫致富创造一个畅通的社会条件？但是如今的社会生态已¾¬改变了？
戴：是的，这在过去那种社会条件下是正确的，但是超越了这个条件，真理可能就会走到反面。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现在正好30年，所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现在正好是印证这条古语的时候，已¾¬30年了，以前的真理应该改变了。

最主要矛盾
来自人与自然之间
张：真巧。今年媒体都会大规模来做30年¾¬济发展的回顾总结，一定也会有很大篇幅落在30年的变化上面，以此来凸现我们取得辉煌成就的荣耀。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在这个时间点能够更深入反思我们所付出的自然与社会成本，以及所面临的越来越紧迫的问题，或许对未来社会的和谐发展更有意义？
戴：不仅中国，其实对全人类来说最紧迫的问题，不是如何让¾¬济持续高增长，如何避免衰退，而是要赶紧去面对现代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整个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如果地球给予人类更大的空间，可以再疯狂一下，可惜空间越来越小。其实大家都已¾¬感觉到了。如果回到古代，那时自然太强人太弱，现在似乎完全倒过来了，人太强了，并且强过了头，伤害了自然也伤害了自己。
张：人与自然的矛盾越来越凸现，国际社会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但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似乎依然在印证着亨廷顿当年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冲突始终不断？
戴：人与自然的矛盾最终也是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根本上还是为了自然资源的争夺。以前还不至于对地球造成多大影响，人类发展也是为人类好，但是现在看来，发展不再为全人类好。过去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倾向，是让全人类总体都得益，无论穷人还是富人。但再往下走就不是了，这个苗头已¾¬出来。对于全球来说，现在生产出来的东西要是有比较好的分配方式的话，就不需要再继续增长。
作为企业家，Ô¬来认为只要企业做大做好，我就好像实现了最大的人生价值一样，现在已¾¬不能打等号了，甚至可能是反的。（张：您是说如果生财无道？）即使生财有道也可能是反的。比如虽然他做企业遵纪守法，依法纳税，但是生产出的是“垃圾食品或用品”，那么他越发展，赚越多钱，不会觉得有负罪感吗？想到这些，我认为企业家要超越“生财有”的自我安慰，对于手头的每件事情，都要思考它对人类的意义，也要赋予它意义。

人文理想与商业追求并驾齐驱
张：如此听来您所谓“更硬”的道理，应该是全人类的生存环境，或者说是呵护人类的共同家园。那么这方面您只是停留在思考层面，还是已¾¬在商业实践中身体力行？
戴：比如说从我造房子来看，我看到大批量在人文价值上讲不通的“很垃圾”的房产，就非常难受。坦白说我在最初不懂房地产的时候，也造过这样的东西。现在当我拿到一块土地的时候，我就想要对得起这块土地，因为任何一小片土地都可以看作是人类家园的一部分，都要以谦卑之心去呵护。就¾¬济效益来讲，我也希望这块土地产生最高效益，但作为建筑本身，我希望它有意义。我造的不是单纯的“物质”——house，而是人文意义上的“家园”——family，我需要在这片土地上，成就人类家园的梦想。所以我在做每片小区设计的时候，一定要从这个地方挖掘出人文价值，让这个价值赋予我作为地产商的生命意义，这样做人做事才能两不误。
当然不可否认，企业家是挣钱工具，不能逃避“追求利润”的职责和社会角色，但我不希望只是工具。所以我们提出“房以载道，无往不利”，以此作为公司设计任何作品时的基本宗旨和依规，即要作充分的人文价值挖掘。
那么人文价值从哪里挖掘呢？恰好中华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就是有着无穷财富的宝矿，在商业时代照样可以价值化。关键是你要有人文的眼光，才能引导社会消费往这个方向转化。教授可能演讲或写书来挖掘，我们则是赋予产品以生命，让产品“载道”。这个道就是我要与人分享让人消费的东西，是我生命价值的体现，而不是说等我把企业做大到多少然后再来转化的东西。所以我想，每天都要找到生命当下的意义，否则未来也无意义。
张：非常明显，您希望让追求生命意义的人文理想与商业价值追求并驾齐驱。但问题是当您谋求二者完美结合的时候，市场能否认同您的理念？退一步说市场认同了，那么是否确认你就实现了商业价值最大化？如果把人文理想摆在一边，就按照行业通行的盈利模式去操作，那么商业价值能否更大化呢？还是说你一定要以产品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发现”为前提准绳去追求商业价值？
戴：你是提出了一个假设，假设我不去这么追求，可能会有更大的利润。但我们只能有一种选择，所以无从确认结果。而我想说的是，无论结果怎样，我也只会选择前者，因为对我而言，只有选择二者结合，才是我生命价值的最大化。因为这样才会令我心安，从而获得最大的满足，这才是最根本的，商业价值最大化只是相对的概念。
何况别人的盈利模式不一定是我的模式，没有所谓“通行”的模式。万科有它自己的路数，你想学它，除非万科没了，你变成万科。你只有跟别人走不一样的路，才能扎下你独特的生命根基。
对我来说，每个阶段都有流行的东西，都很容易批量生产，也很容易一晃而过。但是如果真正去挖掘人文价值，真正去做令生命感动的东西，就像电影，无论商业电影还是艺术电影，最终能够让人们记得，能够持久的，还是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有永恒的价值，才有永恒的市场，有永恒的市场，才会有永恒的生命力。对于企业来讲，就是要去努力创造具有永恒生命力的产品。

以文化价值塑造商业品牌
张：那么如果要洞见到事物的永恒价值，又必须具有审美的眼光，从生命价值出发设计作品，也是一种审美的过程。我们上期杂志重点表达过“审美，是生命获得超越的唯一路径”这一主题。证大集团一系列的项目设计，无论是大拇指广场、九间堂别墅还是现代艺术馆，似乎都能以其独特的审美旨趣成为人们关注和热议的焦点。您也因为以巨资收藏了几位国际艺术大师的传世作品而被媒体称为“艺术品收藏家”。那么证大所设计的作品在艺术表达上有什么样的主线和定位吗？
戴：我不是一个艺术品收藏者，只是一个艺术文化发展的推手。在我自己生活的空间里会有一些收藏，只是一小部分，而在我们的公共艺术馆，是有主题地进行收藏，主题就定位在中国当代艺术。而这主要是服务于我的社区建设。人们总是追求美好生活，这不仅指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令人舒适的空间环境，以及便利的交通设施等这些硬性指标。这些指标对于人的内在生活品质而言还是外在的。一个地方内在生活质量的高低应该由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自我尊严感与幸福感来体现。这都需要以人文价值和文化艺术的力量来塑造。
张：为什么会选择这种定位，是特别偏爱吗？还是当代艺术对人文精神的启迪更直接，您是如何思考的？
戴：之所以我们强调保护文化遗产，也是因为要激发当代人的艺术创造，支持当代艺术的发展，提升当代的文化价值，然后让人来分享。所以我的艺术馆主题也是当代艺术馆。然后我们想要再现的主题，是我们东方人的人文价值，也就是我们东方人的软实力。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也是艺术领域，因为艺术是先验的，能体验到常人感觉不到的东西。
张：有些艺术品收藏者是带有浓厚的个人兴趣爱好，执着于艺术品本身，但您所看重的似乎不是这一点？
戴：收藏家通常是做审美倾向的收藏，所以我不是收藏家，我是在做商业社区的文化价值，不是在纯粹研究美学。我不会痴迷于某个具体作品，具体作品都只放房地产社区的公共空间。我做艺术馆跟办大学办剧场一样的。
张：这么说现代艺术馆本身并不考虑商业价值，只是为公司提升品牌价值服务？
戴：可以这么说，正因为我们对文化价值的充分挖掘，我们的地产项目才能确立为文化主题地产。我们有的社区有艺术馆；有的社区有剧场，比如½¬南印象剧场，和谭盾合作的有机音乐剧场；有的社区两者都有；再另外的社区还有同样体现东方价值理念的庙堂等。这都是做文化价值的思考方式，既有其长远的意义，也有它当下的意义。
说到底，我们地产商其实都是破坏者，破坏了过去的历史，比如田园风光，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去对待每一块地，如果你在建筑上不给提升价值，那你最后破坏的东西一定比建设的多。所以我希望每一片地产都有其文化主题。当代艺术是我的重点，接下来是戏剧，再下来就是宗教。这些都构成了我们社区精神价值的支柱。你可以看见时下很多城市新区建造一大堆气派非凡的楼宇，可谓是千城一面，其中的人文价值却极其稀薄。

关于精神家园的再思考
张：其实您努力想要营造的，不仅是物质家园还是精神家园？
戴：当然是这样。其实学校、幼儿园是基本的生活需求，只有进行文化艺术价值的深入挖掘，做到极致，才能真正建造出精神家园，精神家园也不是抽象的，我建设的是非常具体的精神家园。
张：其实建设精神家园这一点也有不少地产商提过。比如集中堆积一些中西方文化历史元素，建几根罗马柱，造一些生态绿地、假山，就把人文色彩渲染得淋漓尽致。或许证大比较可贵的地方，是突破了一种简单的文化包装？
戴：建造精神家园谈何容易，不是搞一些噱头就能实现永恒价值的，这需要对文化底蕴的深入理解和对文化价值的虔诚尊重，其中也包含了对生态的尊重，比如追求生态一体化。不是说生态就不建房子，而是你要在大容量下同时保持生态平衡，这就需要你独具慧眼去创新了，这是我们所关注的重点。之所以有这种追求，是从生活本质出发的提出的要求。我是把我们的社区当作是自己的精神家园来建设的，因为我感觉上海缺乏中式的现代建筑，全是洋楼，我从文化上不认同，所以我想做成中式又具现代色彩的地产文化标志。
张：如果我们跳出地产行业，对于其他行业的企业家而言，或者对于普罗大众而言，思考“精神家园”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戴：所有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因为这完全等于是思考生命的意义，不管他是企业家还是普通人， 也无论他做什么行业，都需要永远思考的问题。这就跟你做一个产品，让别人分享它的意义是一样的道理。你只有把具有永恒意义的生命气息注入你的产品，别人能因此被打动和吸引，你就实现了你的价值。
张：如果说某个生产商只是一个非常功能型、机械性产品的生产者，甚至只是某个机械产品中间零件的制造商？每天只需要非常程式化的工厂管理，又何以去思考形而上的生命意义和文化价值问题？
戴：如果是这样，他就更加必要了。一个非常认真地做零部件的老板，要求所有员工必须按程序来做，长期以往，工人和你都很容易成为“机器”，所以一定需要更多的人文价值来补充生命。我们这里艺术馆曾¾¬展出过一个当代艺术得奖作品，表现一间工厂里几个工人的表演，他们的优美表演动作与几千人的大工厂形成鲜明对比，或许有点极端，但至少说明流水线不应该彻底禁锢人文价值和精神。
张：通过审美也能够实现对当下机械化生存的超越？
戴：是的。比如说一个人一天到晚做±¬子的质量检查，但是他并不感觉单调，因为他可以用±¬子敲出很美妙的音乐，而且可以不断创新。
张：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现代社会的病症，西方可能已¾¬面对了300年。因为现代社会人越来越专业，越来越成为社会大机器中的某个机器零件。就像几百年前席勒、费希特等艺术先哲们所发出的惊呼，他们有感于机器大工业对人性的异化，担心人类日益变成螺丝钉，而因此丧失掉青春的热情和自由想象的生命激情？
戴：所以需要人文关怀进行补充，需要我们不断思考并接近生命最本质的东西，并从中找到能让生命充满激情的价值。比如艺术的美，其中就蕴º¬着巨大的人文价值。即使严谨的科学家也需要。虽然科学主义是反艺术的，但一个大科学家一定非常有艺术气质，反过来，没有艺术气质的人也很难成为大科学家。

企业家应当
拥有“士”的使命和担当
张：毫无疑问，您的社会角色是商人，追求着自己的商业价值。但是也因为商业的牵引，使您主动去深入生命意义的思考，深入人文价值的思考，从而也使您对社会生态所体现出来的问题和危机异常敏感，也就提出了您基于人性价值和社会理性方面的建言。这也恰是我在采访很多企业家时所强烈感受到的事情，就是从某种程度上讲，很多深具人文精神的企业家，已¾¬自觉不自觉承担起了弘扬社会道义和良心的使命，而在千百年来，这一直被认为是知识分子才应该首先去承担的社会使命。可是如今知识分子的声音相比企业家却显得异常微弱，曾¾¬在90年代关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大讨论一度沸沸扬扬，可是起于学院最终也沉寂于学院，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几乎为零，大家依然义无反顾追逐着经济列车而去。您如何看待当下企业家们所具有的这种使命与能量？
戴：因为历史上的社会排序是士农工商，以前的知识分子很有力量，即使是乡间的乡绅也是读过书的秀才，他们是社会的栋梁。可是现代社会被资本所掌控和规置了，企业家排到了明星的位置，成为了这个社会最有力量的阶层，所以倒了过来。并且知识分子也认为要有足够的财富才能有好的生活，很多人也就被逼着去努力赚钱，人们期待他们发出的更多社会责任的声音也就少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企业家们必须非常清醒，中国千年传统就是士文化，“士”才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资本在历史上从来都不能单独成为贵族的代表。所以说，资本在根子上是得不到尊重的，企业家们必须用士大夫的文化来武装自己，即把企业家重新变成为“士”，商跟士合二为一，企业家的资本才可能被尊重。当然这并非是指要拥有“士”的头衔，而是拥有“士”的使命和担当，我们需要呼唤最有力量的企业家阶层要承担社会道义和良心的责任，这个社会才能真正和谐，才能成为一个被尊重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而问题还在于，要承担这种使命，如果他没有人文的背景，没有人文价值的追求，那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一定要加上一点，企业家必须要拥有人文精神，真正变成人文精神的贵族。
在资本主宰的社会里，ˬ最有力量，ˬ是社会的最核心阶层，ˬ就应该承担更大的社会使命，所以社会公众也不必苛责知识分子，因为面对当下的现实，只有让最有力量的企业家群体去承担更大的人文价值的使命，这个社会才有更多的道义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