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东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吕梁失踪了，唐家兄弟的德隆轰塌了，葛政入狱了，孙田志被判刑了，徐卫国精神失常了��这些风云人物的悲剧也当然都不仅是个人悲剧
其实，刹那间痛不欲生的经历，许多人都有过。比如大醉后几乎胆汁都吐出来时的煎熬，再比如在海拔5000米高山上因严寒和高山反应整宿整宿难以入眠时的躁郁——我以为深度抑郁症最终的自我解脱一定是欣悦的。但生不如死的决定毕竟极难做出，因而也是极其罕见的。
魏东的所谓因抑郁症自弃是一个理由，却绝不是全部的理由。在他弃世前三周他还跟上海的一些朋友讨论大小非解禁的实际影响。从网上公布的遗书看，他也强调了“新的外部压力”。关键是这个“新的外部压力”！
在有关部门没有公布有关魏东和涌金集团的结论之前，笔者多方了解的一些“内情”也无法见诸文字。但他选择一个下午从十几层楼纵身一跃，却是异乎寻常的。有心理专家讲过，深陷抑郁症不能自拔者多是选择夜深人静时自弃，而在光天化日之下自弃，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显然是“新的外部压力”逼到门口��
我想说，魏东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吕梁失踪了，唐家兄弟的德隆轰塌了，葛政入狱了，孙田志被判刑了，徐卫国精神失常了��这些风云人物的悲剧也当然都不仅是个人悲剧。
上文我讨论的“第一桶金”问题，虽未明言魏东“第一桶金”的曲直，但相信看官多数能心领神会。我是说，一代资本枭雄的“第一桶金”都脱不了“原罪”的阴影。因而也总有如影随形的“外部压力”。特别是“第一桶金”捞到后又抑制不住地“做大”，而“做大”的过程也十有八九是胡雪岩式的借势模式。借势当然借来的是双刃剑，因为“钱不压势”，更因为“势变无常”！回头数数这三十年的富豪，几乎绝大多数都是靠占有垄断性资源迅速膨胀起来的。房地产是资源，矿产和其他有色金属是资源，金融机构牌照是资源，甚至通讯服务领域一些产品环节也是资源��这些资源原都是牢牢掌握在政府手里，因而获取这类资源必须要“政府公关”，因而这些富豪“做大”的模式十有八九离不开“借势”——你看那些大贪官的背后有多少是房地产商？是矿主？是体制含糊的金融机构？
富豪们这样“做大”的过程，当然摆脱不了深夜扪心时的战战兢兢，其中善良而脆弱者自会有我们常人难以理解的“富贵病”。“做大”的过程中你嚣张也好，低调也罢，“原罪”与“借势”的阴影都无以化解。
但这毕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是转轨经济的悲剧，甚至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悲剧。一方面企业家的创富热情与能力必须得到保护和鼓励，因为全球化下国与国的竞争本质上是企业家的竞争，放眼世界，国家的崛起一定是以企业和企业家群体崛起为代表的；但另一方面，多数脱不掉“原罪”与“借势”阴影的企业家们，必须要时时保有敬畏与感恩之心，必须以常态的方式和特殊的方式回馈社会，积善救赎——因为这首先是自我救赎！就像深圳那位中国最大的慈善家，他真诚的倾尽所能的善举完成之后，没人再追究他的“原罪”与“借势”。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这次赈灾捐助中，房地产界和矿产界富豪的整体表现是让全社会失望的。特别是我敬重的登山界前辈王石的初始表现，实在是太自以为与众不同因而下意识到做出了与众不同的反应了。
魏东以消极的方式完成了自我救赎，他的悲剧或许正在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否是改革开放前30年创富模式的终结？是否是一代富豪或企业家正视和提升自我救赎方式的开始？
胡锦涛总书记在博鳌论坛上讲解放思想，汪洋在广东讲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法无禁止即可行。今年底中央将隆重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否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性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