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霞:央视的工作经历对你后来做节目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杨澜:央视给我的最大养料，就是让我能在事业的起点上站在一个国家的高度，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视野以及对社会和文化的一种自豪感。如果我一开始就在地方台，做一些娱乐新闻什么的，我不会有这样的视野和追求，这是中央台给我的。

　　但它同时也可能成为我的负担，就是我不会完全放下身段，我不会说只要这个东西收视率高，我就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做，我已经不可能那样了。

　　梦霞:这种责任感已经成了你血液里的东西了？

　　杨澜:不是责任感。我只是觉得要是过于庸俗的东西我是不愿意做了，这个跟责任感没有关系，我没有说想着要悬壶济世，我没有这种责任感。但是我有一种好恶感，就是说这么庸俗的东西我不屑于做，这就是一个负担。

　　其实你如果说按照纯商业的生存法则来说，你就应该做，有钱你为什么不做呀？但你不会做，你觉得你应该做那些让你觉得有满足感和价值实现感的东西，这就是中央电视台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培训，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现在你要在最脆弱的一个市场环境下学会生存，收视率就是你的保障，你要对广告商负责，要对投资人负责。但是你又要有一种文化的追求，这个中间肯定是有冲突的。

　　比如说有时候广告商会说，杨澜，我给你一集多少万，你采访我吧。我说对不起，我心里想你不够这个格啊，不够我选择人物的标准啊，如果我是一个完全商业化的人，我干吗不做啊？公司多赚点钱为什么不做啊？但是我又有这样一个恒定的标准。当有人跟你说，你可以给你的牛吃添加剂，吃激素，然后它就多产点奶，那你会不会照做呢？这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学术问题，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个生存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做出选择，在不伤害原则的情况下你还是要有妥协。

　　梦霞:你说过主持人的四种困惑，是一个共同情况，大环境的问题。具体到做节目来说，具体到杨澜的访谈来说，你的困惑在哪里？

　　杨澜:我最大的困惑就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需要一个比较宽松和自由的环境，但是在目前媒体发展的阶段是不具备的，民营的媒体机构是不能够拥有主流平台的。于是，你即便有一些很高的理想和追求，也很难做到。作为一个民营公司，在中国现在媒体改革这么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下，你首先要生存，这个是我最大的压力和困惑。就是如何养活这头牛。

　　比如说我们开《天下女人》的研讨会，有一个大学传媒系的主任说，我期待杨澜做节目就应该做《对话》那样的大节目，国际级别的。我说是啊，可是谁给广告费呢？你的收视率是零点零几啊，对不对？我要这么做的话你先给我把广告找好。我当然希望做这种高端的，那可能更适合我，但那不现实。这就是你面临的一个落差。就是说你的文化追求是高的，而你的生存环境却是恶劣的，是随时都可能发生危机的很脆弱的环境。那么，你首先要生存，你的团队要生存，你的公司要生存，然后你才能谈我个人的人文追求。而且如果当你个人的人文追求不是放在国家台的主流频道上去展现的话，你知道吗，就好像在一个茅草屋里宣讲该怎样治理国家。当然你也可以讲啊，但是你更应该在庙堂里讲，这个环境是不同的，平台是不同的，平台的观众也是不同的。